全国政协委员徐心华日前对大学的高收费问题很愤怒，他表示往届两会小组讨论时，有的委员为此拍了桌子，并且质问“如果按照现在的收费标准，那么在座的委员，当年有几个能上得起大学”。教育部的回应非常妙，该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劝诫广大人民群众“部分教育是一种消费要量力而行”（新华网 3月6日）。笔者的记忆力很好，记得“2006年2月27日下午，教育部召开2006年第三次新闻发布会时，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表示，教育部从来都是反对教育产业化的”（《法制早报》 3月5日），怎么一转眼，部分教育就成了高消费，以至于广大人民群众需要量力而行了？虽然说“消费”和“产业化”并非两个完全等同的概念，但是，就中国的教育现状而言，两者之间的密切联系只需要正常的智商就可以揣测出来，根本不需要更多欲盖弥彰的解释。

     王旭明在回应中提到“北大、清华这些优质教育资源是有限的，自然比较贵，不是所有人都消费得起的”，诚然，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和产业化的操作方式，“物以稀为贵”本没有什么好说的。可是，中国的名校在收费方面其实还真不能和世界接轨，因为中国的名校是属于全体国民的，相当一部分日常经费（包括教师工资）都是纳税人的血汗钱，即使在今天高校积极发展第三产业的状况下，政府的财政拨款仍然是高校最稳定的经济命脉。中国的高校既然由纳税人供养，就有义务在“公开所有教育成本，保持较低收费标准”的前提下，以分数高低这种相对公平的方式选拔学生，而不是叫嚷着“价高者得”去招揽分数略逊一筹的非富即贵的消费者。毕竟，北大不是公司，清华也非企业，从理论上来说，没有任何理由将“优质教育资源”卖出“比较贵”的价钱。教育部新闻发言人为名校的高收费辩护，完全是做生意的思路，就差说出“教育是桩好生意”了，当心上级要求教育部和某些央企一样上交年度红利啊！到时候“北大文凭公司”和“清华教育集团”可能就会叫苦不迭了。

      笔者并非食古不化，也并非完全反对“教育产业化”，甚至在某些条件下也赞同“优质资源卖出好价钱”，可有些话却不吐不快：某些人如果要做生意，就自己掏钱或者募捐之后大大方方去做，好产品卖出天价仍畅销神州当然算是“商圣”。但如果诸位耗费纳税人的钱财打造出一个好大学，其中的教职工至今仍拿着财政拨款的工资，却又企图利用名校的垄断地位逼迫纳税人消费其“产品”，还摆出一副“爱买不买，穷人免进”的面孔，无论如何都让人难以接受。

    “美国父母拒绝学校教育，在家上学蔚然成风”（3月6日 《中国青年报》）的新闻提醒我们，其实中国教育完全有另外的模式可供探索，这种探索迫切需要制度的支持和资源垄断的进一步破除，而且非如此不足以提升整个国家的教育现状，非如此不能遏制教育腐败问题，非如此不能保证全体国民的教育权利和教育需求。